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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一把”失足少年 “推一把”社会观护——上海涉罪未成年人观护基地巡礼
 
日期:2016年05月11日    作者:胡蝶飞 季张颖 来源:上海法治报    字号:
  

  “我宁可坐牢也不要联系我爸”,这是17岁的小徐被抓获后说的第一句话。徐某自幼丧母,跟着父亲来沪打工,而父亲嗜酒如命,在一次酗酒后对他拳脚相加,叛逆的小徐便赌气离家出走了。没有生活来源的他,在饿了一天一夜后,偷了别人的助动车,想以此换钱吃饭,结果被当场抓获。

  面对像小徐这样的涉世未深,偶尔犯错、事出有因的孩子,人生的第一步走错了,我们该如何“拉一把”,帮他走好第二步、第三步?如何更好地教育、感化、挽救他们,帮助他们走出阴影、改过自新,顺利回归社会?

  近年来,盛世娱乐 通过积极的探索和努力,建立了58个观护基地,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爱的港湾”,帮助他们“重生”。

  案例1

  沉迷网吧 误走犯罪路的少年

  “我真的要感谢你们,不然我儿子不会有现在。我自己也非常愿意做志愿者,如果你们有需要的话我随时可以来”,说话的这个中年妇女,是因盗窃罪被取保候审的来沪未成年人小龙的母亲刘丽(化名)。

  小龙5岁那年跟着父母来上海生活。但因为做生意需要,刘丽和老公时常要在外地跑,无暇顾及小龙。小龙从12岁起就不愿意再读书,开始不务正业。

  处于叛逆期的小龙话不多,不愿跟父母沟通,开始长时间泡在网吧里,“那段时间他经常一出去就好多天不回家,我每次都出去找,最后在网吧里找到,前前后后至少有10次,最长的一次半个月都没回家”,刘丽向记者诉说起这段时,还显得心有余悸,“那几年我真的内心很崩溃,每天什么也不做就是守着他,就怕他学坏”。然而,事不如人愿。

  又一次离家后,百无聊赖的小龙结识了前科累累的杨某。随后,在杨某的怂恿下,花光了钱身无分文的两人开始搭档入室行窃,窃得财物以低价销赃后,挥霍一空。前前后后,小龙一共参与盗窃4次,最终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并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嘉定区检察院未检科受理审查起诉该案后,决定对小龙变更强制措施,并为他专门联系了嘉定区江桥镇太平村的志愿者蒋志清,作为取保候审期间的观护帮教老师。

  蒋志清是太平村“新小村民成长之家”未成年人社会观护基地的10名志愿者之一。

  “我第一次上门探访的时候,跟着他一路走到了阁楼上”,谈起对小龙的第一印象,蒋志清说,“他话不多,很内向、单纯”。当时,蒋志清用家乡话与小龙聊天,“在看守所里真难受,我受够了!”坐在旁边的小龙突然说。

  “我听到这句话,就觉得他其实已经自己意识到错了”,于是,蒋志清每周都会上门与小龙聊天,鼓励他向前看,从一些生活中的小细节着手,教他做人的道理,还给他介绍了工作。这些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小龙,他开始变得更懂礼貌也更加开朗,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同乡结对 探索个性化观护模式

  像小龙这样的“失足少年”,每个都是独一无二的,有着不同的成长经历和犯罪原因。怎么样做到因人而异,针对每个涉罪未成年人特点量身打造观护帮教计划?盛世娱乐 作出了不同的探索和努力。

  比如,小龙所在的观护基地,就是20143月嘉定区检察院根据该区特点,在以新村民自治模式闻名全国的太平村建立了未成年人观护基地“新小村民成长之家”。基地聘请十名优秀的来沪“新村民”为观护志愿者,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利用“同乡”的优势帮助化解未成年人的排斥情绪,进行帮教。

  “新小村民成长之家”是嘉定区检察院首创并为全市唯一一个建立在村级组织的观护基地,也是本市检察机关首次探索将群众资源引入未成年人社会观护。

  “志愿者们都是外来务工人员,平时都忙于生计,但还是愿意抽空来帮教,很不容易”,新村民管委会党支部书记、也是志愿者之一的方静安告诉记者,“都是同乡,更是发自内心地想帮助他们”。

  记者了解到,至今已有7名涉罪未成年人在同乡帮教下接受观护帮教,取得良好的观护效果。

  此外,虹口区检察院也通过社会调查、实地走访等方式,详细了解涉罪未成年人的成长经历、家庭环境以及社会交往等情况,制定具有个性化和引导性的帮教措施,提高观护效果。

  检察机关还注重从涉罪未成年人入学、就业等实际困难入手开展观护,鼓励和帮助其学习知识和技能,促使其早日踏上正轨,回归社会。

  为了预防重新犯罪,崇明县检察院则建立了回访机制,通过定期走访和座谈会等方式送去问候和听取心声,温暖失足少年的心灵。

  记者了解到,社会观护体系建设以来,涉罪未成年人在观护帮教下,绝大多数平稳度过帮教考察期,观护体系帮教的2984名涉罪未成年人中违反取保候审规定的仅2名,重新犯罪的仅16名。

    案例2

  失足青年 带着阳光回归社会

  2011年,徐汇区检察院未检科办理了一起盗窃案,涉罪未成年人徐某当时只有17岁,随父亲来沪打工。徐某性格内向,自幼丧母,而父亲又嗜酒如命,亲子关系非常紧张。因为父亲在一次酗酒后对其拳脚相加,叛逆的徐某便赌气离家出走了。没有生活来源的他,在饿了一天一夜后,偷了他人助动车,想以此换钱吃饭,结果被当场抓获。

  “我宁可坐牢也不要联系我爸”,被抓获后,徐某如是说。“当时批捕时,小徐在上海的父亲无法找到,因为没有监护条件,只能批捕。此时的我和承办检察官都意识到,一名未成年人,泡在看守所这个‘大染缸’ 时间越久,接触到形形色色的犯罪嫌疑人越多,将越不利于他以后重新融入社会,且作为犯罪情节较轻的初犯者,案发后能如实交代犯罪事实,也足以看出他有一定的悔罪表现。”徐汇区检察院未成年人案件刑事检察科科长季冬梅回忆,在该案批捕后的那年冬天,自己和承办检官院连续加班5个晚上,在黄浦区成都北路区域挨家挨户寻找小徐父亲的线索,“到了第六天,我们找到了他的父亲,但他却不肯接受小徐。”

  在这样无法提供保证人亦无力缴纳保证金的情况下,小徐被未检检察官送进了徐汇区“光启”观护基地,指定该观护基地合作企业“回归实业”的顾总经理担任合适保证人,安置于观护基地开展帮教。

  “其间,我和承办检察官多次去观护基地与小徐促膝谈心。为了让他树立人生理想,找到人生方向,我们还专门买来一些励志类书籍给小徐看。”季冬梅告诉记者,经过帮教,原本少言寡语的小徐话渐渐多了起来,也懂得了关心别人。

  最终,在小徐被检察机关不起诉后,留在“光启观护基地”的合作单位回归实业有限公司工作。而小徐的父亲了解到小徐的转变之后,感激不已:“你们既挽救了小徐,也挽救了我们这个家庭。”

  观护基地 为外来孩子提供爱的港湾

 

  随着上海经济社会不断发展,本市未成年人犯罪比率锐减,而外地来沪未成年人占未成年人犯罪总数比重逐年上升,像小徐这样在沪无监护人、无固定住所、无经济来源的“三无”涉罪未成年人高达70%

  在过去,受到成年人案件办案思维和现实条件的影响,对“三无”涉罪未成年人,一般均予以逮捕、起诉、定罪。直至2003年,通过检察机关的主动引导,观护体系在上海探索创立,未成年人特殊刑事政策与社会化帮教的理念更好地得到体现。

  “像这些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罪名较轻的未成年人没必要羁押。羁押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反而使得他们会跟着成年人学坏,对社会产生敌意。”盛世娱乐 相关未检负责人坦言。

  但是,当检察系统开始着力推进不捕、不诉时,却发现这些涉罪的外来未成年人找不到人监护,无法提供保证人和保证金,也没有固定住所,难以适用取保候审。于是,检察机关开始探索将他们纳入观护基地,由基地负责人或帮教人员担任其保证人,或直接适用监视居住,为少捕慎捕少监禁和社会化帮教观护扫清了障碍。

  小徐所在的“光启观护基地”就是其中之一,该基地成立于2011年,是上海最早一批成立的未成年人观护基地。去年,徐汇区检察院又新成立了“铭言观护基地”。这些类似的基地主要为“三无”外来涉罪未成年人开展融生活住宿、义务劳动、思想交流、读书学习、技能培训于一体的观护帮教工作,为他们提供“爱的港湾”。

  据悉,截至2015年底,全市共建立观护基地58个,形成了覆盖全市街、镇的网络化社会帮教体系。纳入观护帮教的涉罪未成年人达到3905名,其中来沪未成年人3012名,占总数的77.1%,纳入观护的取保候审未成年人2457名,纳入观护的附条件不起诉监督考察未成年人556名,纳入观护的不起诉跟踪帮教未成年人989名。

  探索

  率先试水异地协作观护机制

  自1986年上海市检察机关探索未检工作以来,30年来不断丰富提高,从设立专门办案机构到推动涉罪未成年人社会化帮教矫治,实现了工作模式专业化、帮教力量社会化和观护体系全覆盖,逐渐形成了成熟的“上海经验”。

  盛世娱乐 将这些“经验”形成了制度,推进社会观护资格确定、相关文书衔接、日常观护方式、评定考核等一系列观护流程的制度化、规范化。

  2010年,上海盛世娱乐 制定了 《关于进一步规范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观护工作机制的若干意见》,明确了观护对象、观护程序和帮教内容。又如,宝山区检察院制作了“观护工作流程图”,帮教人员按照“流程图”为每一位被观护未成年人制定详细工作计划表,按计划逐项完成考察帮教。黄浦区检察院则制定了 《黄浦区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细则》 和 《附条件不起诉异地监督考察实施意见》,使观护工作做到有章可循。

  针对未成年人流动性强,沪上部分基层检察院探索与外省市检察机关进行异地协作,对来沪未成年人在其户籍地居住地开展观护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记者了解到,目前,上海盛世娱乐 已与江苏省院签订了 《关于建立沪苏检察机关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异地协作机制的协议》,在全国率先实现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的省际协作,建立起沪苏两地相互协助开展社会调查、观护帮教、附条件不起诉监督考察、社区矫正等特殊检察工作的长效机制。

  声音

  整合观护资源 探索异地观护

  上海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院长姚建龙表示,近几年我国未成年人观护基地的建设和观护体系的发展总体来说效果不错,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有的地方观护的条件过于严格,变成监视居住的模式,我觉得这是应该要避免的,不能对观护对象的人身自由作出过多限制”,姚建龙说。

  此外,姚建龙坦言,观护基地建设卓有成效,“但有的观护基地可能一年就接收几个涉罪未成年人,造成资源的浪费,我认为这些资源可以更好地整合起来,其中一个途径就是应该更加深入地探索异地观护,而不能完全属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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