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6月10日,我开公交车时突然不适失去意识,才发生事故的。”被告人陈某在法庭上提出新的无罪辩解。面对突发情况,公诉人请法庭传鉴定法医出庭,说明鉴定方法和鉴定依据。
这是上海某公交车驾驶员交通肇事案庭审现场发生的一幕。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郑利群出庭支持公诉。
2016年4月,此案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郑利群审查发现,该案不仅有两名乘客死亡、多名乘客受伤,驾驶员陈某也受重伤送医院抢救。病历记载,陈某两侧脑室旁多发缺血性梗塞灶,血液中检出用于治疗室颤的药物。
陈某是否可能因突发脑梗或心梗才发生事故?带着这样的疑问,郑利群走访了鉴定人和医学专家,对鉴定意见进行司法审查；找陈某的同事和乘客取证,排除合理怀疑；在法庭上播放公交车内监控视频,请鉴定法医出庭作证,证明了陈某疏忽大意,在道路出现弯道时未及时修正方向,导致发生碰撞事故。
审查案件过程中,郑利群注重维护伤者的诉讼权利,关注损害赔偿情况。相关单位与两名死者家属达成调解协议,做出赔偿和补偿。
最终,陈某当庭陈述了因疏忽大意而肇事的过程,表达了对死伤者家属深深的忏悔,法官当庭判处陈某有期徒刑4年。当事各方对检察机关深查细究、秉公执法均表示满意。
郑利群告诉记者,检察长首先是检察官,然后是检察机关司法办案的领导者,有着较高的司法办案能力和水平。根据司法体制改革的要求,包括正副检察长在内的所有入额检察官,必须直接办案。
长宁区检察院对检察长办案的路径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实践。2015年7月,在全市率先出台《关于检察长、副检察长办理案件的实施细则》,明确了检察长办案的形式、途径、要求等。
比如,把检察长、副检察长办理案件分为直接办理和审批决定案件等具体形式。规定检察长、副检察长可直接办理所分管业务范围内的案件,案件管理部门认为可以由检察长、副检察长直接办理的案件,采取案管系统轮案形式,直接分配给检察长办理。分类别、分层次明确检察长、副检察长办理案件的数量要求,规定直接办理审查起诉案件,每季度至少3件。
据郑利群介绍,长宁区检察院充分利用信息化和大数据平台,对检察长司法办案开展过程监督,做到全程留痕。
检察长、副检察长直接办理权限范围内的案件,由本人决定并承担责任。检察长办理的案件与其他案件适用同样的案件评查和个案评鉴规则,出现差错的,根据相关规定进行处理。检察长的办案数量、质量、效率、效果、接受案件评查、个案评鉴以及履行业务领导岗位职责等情况,记入检察官司法档案,作为考评依据。
郑利群认为,检察长直接办理案件必须做到“一案到底”,以亲历性增强对案件线索判断和把控的准确性。办理审查起诉案件时,从审查材料、复核证据、讯问询问、文书制作到出庭公诉,均应由检察长本人完成。办理自侦案件时,检察长不再满足于听取汇报,而是要全面组织和参与线索评估、制定方案、审讯突破、调查取证等各个环节。
检察长办案不仅是落实司法责任制的要求,而且应当发挥示范辐射效应。郑利群告诉记者,长宁区检察院提出,检察长、副检察长直接办理的首例、新类型案件和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等,要注重总结提炼,扩大工作成效。近两年来,该院正副检察长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网络犯罪实证研究、检察听证、证人出庭保护机制等方面,开展了10余项课题研究,将办案实践中的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思考,有力指导了办案实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