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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年前，春城昆明有一个爱听广播评书的小男孩，不仅爱听，还爱向小伙伴们“转播”，久而久之，他口齿不清的毛病没了，记忆力越来越好了，表达能力更是越来越强了；二十多年后，这个小男孩走进了全国检察机关公诉人顶尖赛事的赛场，以其扎实的法学功底和出色的表现力，征服了苛刻的评委，将全国十佳公诉人的称号揽入囊中！
诚然，全国十佳优秀公诉人不是听评书听出来的，然而，谁又能说，铁齿铜牙的炼成，没有当年的“童子功”？
今天，就让我们走近他——上海盛世娱乐
公诉处处长助理陶建平。
一
初识陶建平，发现他身材高大，书卷气十足，再加上那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仿佛天生是一块公诉人的料。说来也巧，从大学实习开始直到今天，陶建平还真没有离开过公诉这个岗位。或许正是因为他身上的这些“硬件”，1996年从西南政法大学毕业时，上海浦东新区检察院公诉处选择了他。
如果说，最早是“误打误撞”是“巧合”的话，今天，经过十年历炼，当儒雅、勤奋、博学、敏锐等等“软件”也在他身上日益显现的时候，他与公诉工作已结下了不解之缘，“用全部的心血和才智投身于公诉工作”，成了他今天的不二选择。
鲁迅先生曾说过“即使是天才，生下来的第一声啼哭，也决不是一首好诗”。同样，当年刚走出大学校园的陶建平，也有过至今提起还让他耿耿于怀的“走麦城”。
那是一起很普通的盗窃案。被告人用同伙给的一把车钥匙，将停放在某小区的一辆桑塔纳轿车盗走。审查起诉期间，被告人如实交待了盗窃事实，不料在开庭时却翻供称，自己只是按他人要求并用那人提供的一把车钥匙，将车开到某地交给那人，并没有盗窃故意；辩护人也认为，他的当事人只是帮别人开车，并不构成盗窃罪；而那个同案犯又在逃。作为公诉人，陶建平尽管列举事实证明，被告人是与他人合伙盗窃，比如是在夜深人静时作案、在作案过程中曾将轿车后备箱里原主人的物品扔弃等。但是，由于在审查中没有将证据收集齐全并严格锁定，最终，法院改变检察机关的起诉案由，以转移赃物罪判决了该案。
“我至今还认为那个被告人就是盗窃犯，但法律不可能相信我的认为。”这起案件让陶建平知道，证据不足的指控是多么苍白，一个公诉人，仅有公正执法的愿望远远不够。
于是，他比过去更努力地学习法学理论，学习公诉实务。不仅熟悉法条、熟悉相关的法律法规，还涉猎《罗马法原理》、《外国刑事诉讼法》等外国法学专著，不论是法学理论还是办案实践都逐渐长进，让同事发现了这位年轻大学生对公诉工作独有的悟性、细心和发自肺腑的热爱。
办理一起信用社主任受贿案，他不仅审查了受贿事实，还发现犯罪嫌疑人轻信他人将海南省一块价值6个亿的土地作抵押的谎言，违法发放贷款1个亿，并且贷款因坏帐已经无法收回。于是，他与当时带教他的检察官一同赴海南深入调查，不仅到省土地厅查明了该地块价值，还赶赴山区，亲眼看到那不过是穷山僻壤中的一块不毛之地，“价值6个亿”完全是天方夜谭。当该案以受贿罪、违法发放贷款罪提起公诉后，法院完全采纳了公诉人的意见，以这两罪分别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各10年，合并执行20年。
办理公安机关移送的一起挪用资金案，陶建平敏锐地发现，身为某公司财务部经理的犯罪嫌疑人，在利用职务便利出借给他人的几笔资金中，有一笔的借款对象系国有企业，他本人还从中收受贿赂，理应增加商业受贿罪的罪名。同时，他还发现了侦查机关没有注意到的另外几次挪用资金情节，使全案的涉案金额从2750万元上升至5200万元。
1998年，陶建平被评为浦东新区检察院优秀公诉人，小荷开始崭露“尖尖角”。
2000年，上海盛世娱乐
公诉处要在全市各基层院遴选一批办案骨干充实办案与指导工作，作为一名颇具潜质的年轻人，院里的领导和同事们都认为，他应当到更广阔的天地去锻炼，而早已进入上级公诉处领导视野的陶建平，也理所当然地被伯乐的慧眼相中。
二
来到盛世娱乐
公诉处，这个奋发向上、硕果累累的集体，给他以激励，给他以熏陶。陶建平被分配办理二审案件。这里不是大案要案，就是疑难案件，每一件都远比他在基层办的复杂得多，可他就像鱼儿游进了大海，反而兴奋、快乐;又像面对一座高峰，大大激发出他强烈的征服欲。
他虚心向资深检察官学习，更广泛地涉猎各类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专著，用全部身心投入新的事业，并在2001年，夺得全市优秀公诉人称号，也同年考上了在职法律硕士。他知道，应对挑战，自己应有更深厚的底蕴，而办理二审案件的经历，也让他平日的积淀有了更广阔的施展空间。
办理黄谨等三人职务侵占、伪造金融票据、挪用资金抗诉案，因案件涉及职务侵占犯罪与金融诈骗、伪造金融凭证等多个罪名的法条竞合、想象竞合等诸多刑法理论问题，定性极其复杂。一审法院召集专家论证后改变了公诉机关的指控罪名，一审公诉机关对此案提出抗诉。作为二审公诉人的陶建平经过认真审查，翻阅了大量相关的刑法理论书籍和资料，并向上海社科院的专家请教后，提出了支持部分抗诉理由的意见。这一抗诉意见后被法院采纳，二审法院对一审认定的罪名和判处的刑罚都作了较大改动，增加认定了票据诈骗罪，对被告人的处刑由原先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改判为死缓。
办理盛亮抢劫、纵火案，他展示了缜密的思辩力和出色的口才。被告人盛亮与被害人陈某相识不久，盛为牟取财物，在陈家杀害了陈，并劫得陈家摄像机、照相机、现金等价值3千多元的财物后，又用汽油点火焚烧现场。一审期间，被告人盛亮如实供述了以上犯罪事实，他的供述与证人证言、《现场勘查笔录》等项证据也相吻合。为此，一审法院依法判处被告人盛亮死刑。
判决后，被告人盛亮提出上诉，称自己一直处于病态，以前在公安机关所作供述，不能作为证据。另外，自己能主动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应当具有自首情节。
关押期间，盛亮出现了精神分裂症状，在专门治疗，经专家鉴定明确其恢复了受审能力后，该案的二审在2005年9月开庭。庭审围绕上诉人盛亮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和受审能力激烈展开。
陶建平以他一贯儒雅沉稳而又准确规范的答辩风格从容应对。他首先指出，上诉人盛亮系预谋作案。选择被害人陈某作为犯罪对象，就是因为知晓其与陈关系的人不多，且在作案前即准备了汽油、榔头等作案工具；作案后又改变发型、转移赃物，有自我保护意识。精神病鉴定结论明确，他作案时精神正常，具有刑事责任能力。
“盛亮目前是否具有受审能力，辩护人认为自己和检察员没有资格对司法鉴定结论作出否定；但实际上，辩护人却以“尚在服药”对鉴定提出否定，这与辩护人的观点自相矛盾。”
“上诉人尚在服药，是为了巩固疗效，但其是否具有受审能力应以鉴定为准，何况受审能力并非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基础。”答辩条分缕析，言简意赅。
辩护人在第二轮辩论中又提出：“辩护人和检察员都没有资格对鉴定的内容和过程说三道四”。
陶建平沉稳接招：“依法履行检察职责、对司法鉴定进行审核并发表意见，并非辩护人所说的‘说三道四’。”
“对于上诉人的刑事责任能力与受审能力，在法律层面应当分两部分来看：（1）盛亮在作案前、后所实施的一系列活动，已足以证明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2）不能把医学上的服药治愈、康复与法律意义上的刑事责任能力、受审能力等不同概念混淆了。”
陶建平曾经一度喜读武侠小说，这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沉着架势，是否也有如武艺高强的侠士？
三
如今，陶建平最热衷的业余爱好，却是遨游在法律的海洋里，说来令人难以理解，对付繁忙工作后的疲劳，他选择的休息方式竟然是“研究几个案例”。
他决不是为了解闷，更早已不满足于做一个能够娴熟运用法律法规的公诉人。
他更关注的是新形势下办案中出现的新问题，如何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合法解决，更热衷于探究别人还没有或无法探究的法律问题，并希望在这方面做一个拓荒者。这是他心底的愿望，在当年办理那起非法经营案时，它似乎已初露端倪。
2001年，陶建平承办了一起非法经营上诉案。澳大利亚籍华人谢某，租用上海民房，利用一条DDN专线，私设电话转接站，并与澳大利亚的另一电话站相连，谢的同伙则在澳大量发行专门的电话卡，使得从澳打到中国内地的国际长途电话变成了国内长途，造成国家税收和中国电信业务收入的大量流失。一审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对谢做出判决，完全符合法律规定，谢本人在上诉理由中也未提出实质性的辩解，整个案件看起来除了主体有些特殊（外国籍人犯罪）外，不算复杂。
然而在审查中，细心的陶建平却发现，一审法院在计算谢某非法经营造成的电信资费损失数额时，是以普通电话来计费的，而谢某非法经营的却是国际IP电话，根据生活经验，他感觉这两者的计费标准应该是不一样的。而非法经营数额的多少，关系到罪与非罪。陶建平遂决定深入调查。上海电信公司认为国际长途电话的计费价格只能以普通电话来计算，联通公司以及上海通信管理局的回答是IP电话的计费与普通电话确有区别，但究竟如何分别计算却没有统一标准，因为国际电信资费的结算权属于各电信企业总公司。陶建平查阅了大量资料，想找出计算标准的法律依据，哪怕是一个判例，然而一无所获，因为当时法律对这个问题还没有明确规定。查到这个地步，选择放弃也无可厚非。然而，陶建平的与众不同正在于此，凡是与法律相关的问题，他都表现出常人所没有的“固执”。
正是这种“固执”，使他作了直接向信息产业部商请确认不同的计费标准这样的决定。不久，信息产业部专门就此下文，明确了计算非法经营IP电话不同于普通电话的标准。
尽管上诉人谢某并没有因为计算标准的变化而改变量刑幅度，但是，陶建平的心里，却因为维护了法律的公平公正和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而感到踏实，更为今后同类案件的处理有了统一标准而感到欣慰。
2004年，陶建平被调到督导科任科长，不久又担任处长助理，工作重心从单纯办案转移到全面业务指导，他得以将自己的愿望更多地付诸于实践。
在打击淫秽网站的专项活动中他发现，现有的法律法规对如何认定犯罪标准依然不明确，缺乏可操作性，比如，怎样才算“有效链接”？如何计算“点击率”？为此，他一头扎进了原来陌生的计算机世界，补充相关知识，而后，一方面积极建议有关单位就一些细节问题开会协商，另一方面拟写了《关于适用<关于办理互联网上制作、复制、传播淫秽物品刑事案件标准的补充意见>若干问题的理解》，准备提交会议讨论。这份文件后来不仅在相关会议上获得认可，而且作为这次会议纪要的附件，提供本市公、检、法办案部门参考，并在当年开展的打击淫秽网站的专项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对网络赌球、侵犯知识产权等犯罪的专项打击中，他与同事们一起，就这一类案件进行系统梳理并提出指导意见。自2004年以来，他还每年针对一百几十件撤诉、诉判不一、上诉改判等案件逐案复核，从中发现问题，进行调研。
尽管工作量陡增，难度更大，忙得他经常晚上加班，顾不上刚出生的女儿，连义务献血后都提前结束休假，可他却乐此不疲。他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让同事们为之动情“如果能够为推动中国的法治进程贡献一点力量，那是一件很值得骄傲的事。”这句话听上去有点“大”。可是了解了陶建平这个人，你难道不认为，他这话出自肺腑，并正在身体力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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