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猎家暴
时间：2020-03-24

2020年1月，上海市妇联发布“2019年影响社会发展十大女性新闻事件”，宇芽（因模仿名人妆容而走红网络）被家暴案入选。

2020年2月15日，英国电视节目主持人卡萝琳·弗拉克自杀身亡，其生前被控对男友施暴。

两起与家暴有关的名人事件再次将家暴问题推上风口浪尖。家暴无疑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其对儿童、成人带来的生理、心理伤害难以估量。但它却是全世界的顽疾，几乎每个国家都存在家暴问题，且至今无法根治。

本期策划我们聚焦“家暴”这一顽疾，邀请检察院、法院相关专业人士以及律师、心理学专家，就“如何严惩施暴者”“如何获得法律救援”“如何保护未成年受害者”“如何分辨施暴者的心理画像”等问题进行深入的解读。

法律当理琐细之事

文/本刊记者  陈侃

家庭暴力，无疑是当代社会无法回避的一个话题。然而，一方面，因其往往发生在家庭内部，一些当事人或出于恐惧心理，或出于“家丑不可外扬”的想法，一般不愿过多宣扬；另一方面，我国素来有“清官难断家务事”的说法，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家暴事件的处理。近年来频频爆出的家暴新闻使我们意识到，是时候以最严厉的态度来制止家暴这一为人所不齿的行为了。

爱情的坟墓

2019年5月20日，本是王娟（化名）的大婚之日，这是她人生中向往已久的一天。然而就在她步入婚姻殿堂的前一刻，却发生了一件让她永生难忘的事情，使她在已经预订婚礼酒席、已经领了结婚证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离婚。她说：“婚姻不是爱情的坟墓，家暴才是。”

“第一次认识他是在一年多以前的一次聚会上。”王娟告诉记者，那是由双方共同的好友组织的活动。初次相识，王娟和前夫几乎是一见钟情，两人很快发展成情侣关系。王娟表示：“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一个很阳光的大男孩，很多重大事情的决定都会与我商量，并尊重我的决定，这也进一步加深了我对他的好感。”也正因如此，两人很快开始考虑终身大事。接下来的领证和筹备婚礼事宜也显得顺理成章。

然而，过快地决定终身大事，在一定程度上为之后的冲突埋下了伏笔。王娟说：“首先是关于嫁妆的事宜。由于他事先已经准备好了婚房，所以希望我父母能够在嫁妆方面多准备一些。事实上，我父母下岗待业在家很多年，积蓄并不多，他们因此感到很为难。我们两家为了此事聚在一起商量过好多次，尽管有几次气氛非常不愉快，但最终还是勉强达成了一致。其次是关于摆酒席。我和我父母都希望不要铺张浪费，而他认为婚姻大事，一生只有一次，希望能够隆重一点。我们俩因为这事几天都没有说话。最后还是他主动表示可以让步，才化解了尴尬。”

尽管双方为了这些琐事发生过不愉快，但是结婚计划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真正的导火索是一件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王娟说：“我平时喜欢看书，因此希望在婚房内配一个书橱。但是他却认为这只是浪费钱，因此拒绝了我的要求。本来满心欢喜的我在看到愿望落空之后产生了一些失望的情绪，再加上之前发生的那些不愉快，当天晚上回家后就跟他吵了起来。”越吵越凶的两人似乎都已经无法控制事态向最糟糕的方向发展。平日里对王娟言听计从的前夫突然动起手来，一巴掌就将王娟打倒在地，不等王娟反应过来，他又拖着王娟向房间里走。此时的王娟挣扎着想要站起身来往门外跑，无奈力量上的悬殊使她无力挣脱。随后，失去理智的前夫又对着王娟的头部和腹部猛击了几下。王娟说：“当时有种万念俱灰的感觉，唯一的想法就是打电话让父母过来接我。”但让王娟万万没想到的是，自己父母赶来之后，前夫还将拳头挥向了他们！

王娟怎么也想不通，一个曾经让自己那么喜欢的男人竟然会在一夜之间变得面目全非，变成了一个陌生人，一个让自己感到无比恐惧的人。事后，王娟便将这门婚事退了，并且办了离婚手续。

王娟的遭遇不禁让人唏嘘。然而面对家庭暴力，作为被害者一方应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呢？对此，上海君莅律师事务所的宋婧律师告诉记者，在遭遇家庭暴力时，一定要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取证，例如用手机录音、录像等。然而，家庭暴力通常具有即时性、突发性等特点，很难在第一时间进行取证。“因此，一定要在脱离暴力行为后立即向当地居委会请求帮助，并及时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去相关医院部门进行验伤。”

同时，宋婧律师还建议，遭遇家庭暴力的当事人，必须采取保护自己的措施，让实施暴力的一方受到公安机关一定程度的训诫，这样才可以避免再次受到伤害。如果只是一味地出于家庭或者隐私的原因选择容忍，只会助长施暴一方的行为。施暴者的行为即便尚不构成故意伤害的刑事犯罪，或违反治安管理方面的相关规定，公安机关也有权对施暴者进行批评教育或者出具告诫书，这样对其也会起到一定的惩戒教育作用。

对于一些长期遭受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宋婧律师则建议可以以家庭暴力为由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在离婚时可获得弥补人身损害和精神损害的离婚损害赔偿。当事人可以提供之前的报警记录、验伤单、居委会工作人员的证言等相关记录，要求法院出具人身安全保护令，以维护人身安全和正常生活。

孩子的未来

如果说成年人在遭遇家暴之后还有地方可以维权或者宣泄，还可以凭借自己的心理调整慢慢应对家暴留下的创伤，那么对于尚未成年的孩子们来说，则真有可能无处诉说了。如果不能给予这些孩子及时的心理疏导和帮助，极有可能对他们的未来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一点，同样值得我们关注。

应该说，家庭暴力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刑法概念，由于种种原因进入刑事司法领域，亦即上升到犯罪程度的家庭暴力案件也并不多。然而，这并不代表形势乐观。盛世娱乐 第九检察部副主任、检察官顾琤琮告诉记者：“近五年来，上海市各级检察机关受理的涉及未成年人的家暴案件数量呈逐年上升的趋势。2015年共受理这类案件2件，2016年有8件，2017年共受理了13件，2018年有16件，去年受理案件的数量则达到17件。”据了解，在总共56起案件中，涉及性侵类犯罪的，如强奸罪、猥亵儿童罪、强制猥亵罪等，总计达到17件，其中被侵害的未成年人大多是处于青春期的孩子，多为12岁至16岁；涉嫌遗弃罪17件、虐待罪3件，被侵害的未成年人大多是幼童；还有故意杀人罪和故意伤害罪，被侵害的大多也是幼童，很多案件起因都是夫妻或家庭纠纷，其中一方因此转而伤害孩子或者产生厌世情绪，带着孩子一同自杀；其余还包括拐卖儿童罪以及过失致人死亡罪等。

那么，如何区分正常对孩子进行管教与家庭暴力呢？顾琤琮认为，首先可以从主观目的上加以区分，其目的究竟是教育管束还是使未成年人感受到痛苦。其次，从客观行为上来说，一般的教育管束即便会采取一些责罚的措施，也不以伤害未成年人的身体为目的，更不会对孩子的心理造成严重的伤害。此外，还可以从持续时间加以区分。一般的教育管束，大多是短暂的、单次的惩戒，而家庭暴力更多表现为持续的、长期的、反复的伤害，比如虐待犯罪。

在一些涉及未成年人的家暴案件中，家庭关系复杂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在上述检察机关受理的56起案件中，存在父母再婚、父母有一方离家出走、父母离异或长期分居、非婚生子情况的达到了26件。数据背后反映的是家庭监护功能的缺失，这不得不引起我们更多的反思。“在这些家庭监护关系较为复杂的情形中，比较普遍的是父母中至少有一方对孩子长期不管不问，即使与孩子共同生活的监护人也往往因为忙于生计，或者出于自己的情感需求而再与他人结合，普遍忽视孩子的感受，甚至会出现将孩子作为违法犯罪工具的极端情况。可以说，这些涉案的家庭中，父母作为孩子保护者的功能已经完全丧失。家庭关系复杂问题，还包括许多再婚家庭或者非婚生子的家庭，与孩子一起生活的家庭成员可能较多，人际关系比较复杂，也会从一定程度上导致侵害未成年人的情形发生。

顾琤琮进一步分析道：“在这些案件中，不同性别的犯罪嫌疑人有着不同的性格特征。男性犯罪嫌疑人比较突出的特点是将暴力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方法，经常打骂孩子，通过暴力发泄自己的情绪，同时建立心理上的绝对优势。而对于一些女性犯罪嫌疑人来说，她们会将自己在其他关系中受到的暴力压迫转嫁给孩子。比如一些案件中，很多女性迫于生计遗弃自己的孩子；一些案件中，女性受到丈夫或男友的威胁后，转而帮助对方侵害自己的孩子等。”

针对这些情况，检察机关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国家亲权”的理念，即当未成年人的父母没有适当履行其义务时，国家理所当然地介入其中，代替不称职或无计可施的父母，以未成年人监护人的身份行使监护权。检察机关会尽量从一开始就提前介入案件。一方面，未成年人的表达能力有限，加之家庭暴力发生在家庭内部，不会有太多的客观证据和证人，犯罪嫌疑人到案以后往往也不会承认自己的行为，尤其是性侵案件，大多数都是零口供案件。提前介入可以使得检察官根据诉讼实际需要来引导公安机关侦查取证，并且确保一站式取证，避免给孩子造成二次伤害。另一方面，检察机关介入后可以就心理疏导、身体救助、司法救助以及法律援助给予帮助，帮扶需要临时安置的孩子。顾琤琮表示：“我们还会整合所有资源，根据案件情况以及家庭监护功能是否有可能恢复来进行监护权的处置。如果家庭监护功能还有可能恢复，那么检察机关会对监护人进行强制的亲职教育，或者邀请专门机构的介入来帮助家庭监护功能恢复；反之，我们就会依法书面告知有起诉权利的相关职能部门或亲属，尽快启动撤销监护资格的诉讼。如有必要，检察机关还可以支持起诉撤销监护权。”

顾琤琮检察官认为，针对遭受家暴的未成年人，首先一定要关注这些孩子，而不仅仅是关注案件本身。检察机关的提前介入，保证了刑事案件的办理能够顺利进行，让被害人感受到国家和法律的保护。其次需要让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据了解，尽管目前有许多检察官都具备心理咨询师的资质，但是心理支援是一项十分专业的工作，且需要长期持续地进行，这对于办案检察官来说是有身份冲突的。因此，在办理未成年人家庭暴力的案件中，依然需要专业的心理咨询师的帮助。最后，还要所有当事人树立以保护儿童为中心的观念。在遭遇家暴之后，最重要的是孩子的身心康复，如果家长能够在孩子需要的时候给予帮助，更有利于亲子关系的恢复，因此检察机关也会给予家长心理上、法律上的援助，从而实现对孩子的心理疏导，帮助其走出家暴的阴影。

结语

法律不理会琐细之事，这是一句著名的西方法谚。顾名思义，它指的是法律不处理过于轻微的事项，而只处理较为重大的事项。如今看来，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法律必须理会琐细之事。不过，正如顾琤琮检察官所言，对于家暴行为的惩处和治理需要区别对待：如果其情节仅停留于道德层面，那么需要进行强制的教育；如果上升至违法层面，则需要公安机关依法对相关当事人进行行政处理；如果家暴情节进一步上升到刑事犯罪层面，则需要司法机关视具体情况进行从严处理。或许，通过这样有的放矢的形式才可以有效地对类似行为进行打击，从而保护每个家庭成员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以上涉案人名均为化名）

家暴面面观

文/俞文杰

近年来，家暴案件持续高发。此类案件不仅影响家庭和谐稳定，也成为影响青少年成长和社会安定的重要因素。如何从源头上防范家暴案件的发生，切实维护家庭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成为有关部门需要大力解决的问题。

男子家暴失手打死妻子

因怀疑自己的妻子有外遇，丈夫竟然对妻子实施家暴，最终将妻子活活打死。2018年10月12日，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外公布一起因家暴导致故意伤害案结果，法院一审判处被告人鲍士龙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周阳等经济损失十万元。

被告人鲍士龙与被害人方艳艳系夫妻关系，两人均是再婚，鲍士龙与前妻育有子女，方艳艳与前夫周胜强育有三名子女周阳、周覃、周可。鲍士龙与方艳艳未育有子女。2017年鲍士龙因怀疑方艳艳有外遇而与其发生争执，多次殴打方艳艳，致方艳艳体表多处受伤。方艳艳不堪忍受家庭暴力，欲离开鲍士龙，因鲍士龙以伤害其子女相威胁而未果。

2018年1月24日上午8时许，方艳艳再次从鲍士龙位于安徽省寿县某村的家中离开，途中被鲍士龙追上并强行拖拽回家。鲍士龙在家中持木棍对方艳艳实施殴打，致方艳艳全身多处受伤，并出现休克，最后，方艳艳经抢救无效死亡。经鉴定，方艳艳系因全身多处遭受钝性外力作用致创伤性休克死亡。案发后，鲍士龙到公安机关投案。

鲍士龙归案后辩解称，自己在案发当日殴打方艳艳，只是为了不让她离家，没有想到把人给打死。

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鲍士龙因怀疑其妻方艳艳有外遇等家庭矛盾，持械殴打被害人方艳艳，故意伤害方艳艳的身体健康，致方艳艳全身多处遭受钝性外力作用致创伤性休克而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鲍士龙作案后，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并能供述主要犯罪事实，系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处罚，遂作出前述判决。

以暴制暴酿出家庭惨剧

被害人杨权与骆荣分系夫妻，杨权与妻子及女儿杨芬芬有矛盾。2017年5月15日，骆荣分及杨芬芬曾两次与杨权的情人李杏花发生争执，经鸡街派出所调解后，两人均表示要离婚。

当晚20时许，杨芬芬打电话给杨权让其回家商量离婚一事，杨权在电话中说要回家杀掉骆荣分母女。骆荣分一听，知道来者不善，于是致电自己的亲戚骆荣明、骆荣兵、骆荣怀、骆荣灿来自己家，并让他们带几根木棒来。

骆荣明等人抵达骆荣分家十分钟后，杨权回到家，并与妻女发生争吵。杨权追打女儿杨芬芬时，被骆荣明、骆荣怀持木棒打到肩部。杨权跑回二楼房间关门不出，骆荣明、骆荣兵、骆荣怀持木棒追至房间门口，骆荣灿持锤子上楼砸门。

门被砸开后，骆荣明等四人冲进房抓住身体已在窗外欲跳窗的杨权，骆荣明抓住杨权的一只脚，骆荣兵和骆荣灿抓住另一只脚，骆荣怀站在窗户上提杨权的裤带，骆荣分持木棒殴打杨权，还从房间地上捡起一把水果刀，捅刺杨权颈部数刀。

事后，公安民警赶到现场并通知医院，医生到达后确认杨权已死亡。经鉴定：杨权系被他人用钝器类工具多次击打头部致颅脑损伤死亡。同月16日凌晨2时许，公安民警在骆荣灿住处查获骆荣灿用射钉器改制的火药枪一支。经鉴定，该火药枪具有致伤力，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中规定的违禁枪支。

2017年6月6日，公安机关收到鸡街村村民小组75名村民联名上书，称杨权曾因拐卖妇女被判刑，出狱后与有夫之妇李杏花公开同居达六年之久。同时称杨权好吃懒做，嗜赌成瘾，经常打骂家人并对家人实施家庭暴力。骆荣分在此情况下还得勤劳持家并养育子女成人，实属不易。鉴于骆荣分系在长期压抑，饱受杨权肉体和心灵摧残的情况下实施了极端行为，情有可原，请求对骆荣分等人从宽处罚，判处缓刑。

云南省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9年1月3日作出一审刑事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骆荣分有期徒刑十四年；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骆荣明、骆荣怀、骆荣兵、骆荣灿有期徒刑三年，宣告缓刑四至五年。

宣判后，文山州人民检察院以量刑失衡及判处缓刑不当为由提出抗诉。云南省人民检察院支持文山州人民检察院关于原判量刑不当的抗诉意见，同时指出本案因婚姻家庭关系引发，被害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长期与他人同居，长期实施家庭暴力，经常打骂妻子、儿女，建议对骆荣分改判较轻刑罚。原判对原审被告人骆荣明、骆荣怀、骆荣兵、骆荣灿的量刑适当，建议维持对骆荣明等四人的缓刑判决。

2019年9月19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对原审被告骆荣分的定罪部分及骆荣明等四名被告人定罪量刑部分；撤销一审判决对原审被告人骆荣分的量刑部分，以原审被告人骆荣分犯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十年。

禽兽父亲猥亵亲生女儿

1982年出生的孙虎有过犯罪前科，曾于2014年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判过刑。孙虎出狱后，因与妻子吴琴关系不睦，于2015年离婚，女儿孙妙妙由吴琴抚养。

2018年2月11日，孙虎将女儿从吴琴处接走，后吴琴多次要求接回儿女，被孙虎拒绝，吴琴为此事还去法院申请过强制执行。吴琴当时要求接回女儿，只是为了履行其作为母亲的抚养义务，却未承想女儿在亲生父亲那里竟然还受到了伤害。起诉书指控称，2018年2月至3月期间，孙虎在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某村自己家中，以摸孙妙妙隐私部位的方式对女儿进行猥亵。

吴琴事后证实称，3月31日孙虎将女儿送回其住处。当天吴琴给女儿洗澡时发现了异常，吴琴称孩子下体阴部有异味，屁股红。第二天，吴琴便带女儿到当地医院就诊，但女儿竭力反对去医院。4月23日，吴琴带女儿到当地人民医院妇科就诊，医生说小孩的处女膜没了。

当天回到住处后，在吴琴的一再追问下，孙妙妙说是爸爸用手指往自己阴部捅的，很疼，还流血了。孙妙妙说自己当时疼得喊叫了，爸爸就跟她说了对不起。后吴琴带孙妙妙多次就医，6月6日在北京某保健院检查时，医生在病历本上写下“外阴部充血、未见明显处女膜”几个字。

前夫对女儿干了这样的事，不光使女儿在肉体上经受了痛苦，还因此不爱说话，对爸爸产生抵触情绪，吴琴当晚决定报警。

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孙虎猥亵儿童，其行为已构成猥亵儿童罪，依法应予惩处。本案被害人系幼童，被告人孙虎系与被害人有共同家庭生活关系的人员，其行为严重侵犯了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依法对被告人从重处罚。法院遂于2019年8月28日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孙虎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

继父常年性侵继女

2007年，何祥与钱华华相识并以夫妻名义同居，钱华华的女儿钱佳程与二人共同生活。2011年至2017年间，何祥利用系钱佳程继父的便利条件，以给钱佳程钱物的手段，多次对未满14周岁的被害人钱佳程进行猥亵及奸淫。

钱华华证实称，何祥曾经在钱佳程小的时候和自己说过，要让钱佳程做他的媳妇。钱华华称自己当时因为没钱，就没敢回话，但始终防着何祥。钱华华称，钱佳程平时在家的时候没有什么异常，只是自己在外面工作的时候，钱佳程不愿意回家，自己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被害人钱佳程事后陈述，何祥这么长时间、这么多次对自己进行猥亵、性侵，但自己却没有报警，是因为自己当时岁数小，不懂何祥在做什么。

在被问及“长大以后，知道何祥的行为涉嫌犯罪为何没报警”时，钱佳程道出了自己的苦衷，称那时候母亲钱华华和自己没有钱，告了何祥就断了娘俩的生活来源。这一次之所以报警，是因为何祥总打自己，还威胁要杀自己和钱华华。

长春市二道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何祥猥亵儿童、强奸幼女，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猥亵儿童罪。何祥到案后，对猥亵儿童的犯罪事实认罪，可从轻处罚。法院遂于2019年1月25日做出一审判决：被告人何祥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数罪并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

以上四个家暴案例很具代表性，人们应该从中吸取教训。

首先，对于有家暴倾向的家庭，受害人一定要及时向亲友、妇联、基层组织等进行反映，及早制止这种倾向。对于实施家暴屡教不改的，配偶要尽量避免与当事人发生正面冲突，必要时要及时通过诉请离婚、变更抚养关系等将受害人与当事人分开，防止矛盾升级。

其次，对于有家暴倾向的人应及时劝解或向有关部门反映，避免正面冲突，不能以暴制暴。虽然法院会因为被告人曾遭受家暴而减轻处罚，但以暴制暴的结果必然是两败俱伤，最终导致家庭矛盾激化，甚至升级为重大刑事案件。

最后，家长对年幼的孩子特别是女孩要加强看管和保护，防止上述第三、四个案例中出现的猥亵甚至性侵行为的发生。发现品行不端的人有作案苗头时，一定要及时将其与未成年孩子隔离，不给其可乘之机。对于有继父母子女关系、收养关系的家庭，更要加强防范，一旦发生类似猥亵、性侵事件，要及早告发，防止未成年人长期受辱。

（以上第一、二个案例中除被告人外均为化名；第三、四个案例中人名均为化名）

美国:对家暴零容忍

文·图/李忠东

潜伏的“流行病”

据美国家暴预防基金估算，美国家庭暴力占所有暴力犯罪的15%。每4名女性中就有1人被男友打过，每9秒钟就有一名妇女遭到侵犯或殴打。每年女性因家暴遭到的伤害达200万次，比车祸、抢劫和强奸加起来还要多。家庭暴力受害者每年失去近800万份带薪工作。每7名男性中有1人曾报告被配偶施暴。

2019年12月6日，美国得克萨斯州一名19岁男子涉嫌殴打22岁女友被捕。事发时两人正因感情问题争吵，他随即挥拳打了女友脸部约10次，还在其额头上用刀刻下自己的名字。警方发现该男子此前有家暴历史，还曾因入室行窃和家暴被通缉。

2019年4月9日晚11点10分左右，美国得克萨斯州拉雷多市警方拘捕了一个名叫丽莎·瓜达卢佩·拉米雷斯的20岁女子。其丈夫向警方表示：他们两人当时正在看电影，拉米雷斯突然问他“我漂不漂亮”，当时他因为没有听到，所以没有即刻回应。这让拉米雷斯很生气，在开车回家的路上打了他好几次。回到家后这件事还没完，拉米雷斯不停地推搡他。这对夫妻的一位亲戚闻讯赶来试图劝架，拉米雷斯恼羞成怒，不仅又揍了丈夫一顿，还顺带打了丈夫的亲戚。拉米雷斯被控犯有袭击和家庭暴力两项罪名，之后她花了1.6万美元保释金，从韦伯县监狱获释。

哈佛大学伤害控制中心研究发现，枪支数量越多的州，妇女死于家暴的人数也越多。枪支与家暴的关系越来越受到关注，美国国会参议院2014年有史以来第一次针对女性面对的枪支暴力问题举行听证会。但枪支泛滥导致的家暴高致死率，仍是美国政府最绕不开的社会难题之一。

2019年11月26日，美国华盛顿州温哥华市一小学停车场内发生枪击案。丈夫向妻子驾驶的小货车开枪，车辆前挡风玻璃和驾驶员一侧的玻璃多处破裂，妻子当场死亡，岳母身中三枪，车上的三个孩子未受伤。行凶男子名叫凯兰·希尔，案发前与妻子蒂凡尼·希尔分居。枪击事件发生后，希尔与警察展开了短暂的追击，随后用子弹击中头部自杀。法院文件显示，希尔曾对妻子实施家庭暴力。

美国研究人员估计，每年有300万—400万的儿童面临在家中遭受暴力的风险，至于遭遇的言语和情感虐待更难以估算。2019年11月8日，内华达州汉德森市一名6岁男童被亲生母亲狂捅25刀，T恤血迹斑斑。小男孩在被母亲伤害时拨打了报警电话，通信语音记录中可以听到他绝望地喊道“不要伤害我”和“我妈妈要杀了我”。男童的母亲37岁，名叫克劳迪娅·纳迪亚·罗德里格斯。两名警官赶到现场后和克劳迪娅扭打在一起，她抓住警方的一把手枪试图开枪。克劳迪娅当场被击毙，男童被送往拉斯维加斯大学医学中心。事件发生后，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该妇女有家庭暴力史，曾经在精神和肉体上双重虐待她另外两个大孩子。在过去4年中，克劳迪娅曾因涉嫌4次家暴被定罪。

构筑法律保护网

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女权运动的发展和社会文化的改变，美国家庭暴力问题日益引起公众和政府的极大关注，从“家务事”升格为社会问题。联邦层面的法律就有《家庭暴力预防和服务法》《针对妇女暴力法案》《儿童虐待防治及收养改革法》《防止对妇女施暴法案》和《援助遗弃婴儿法》等，构筑起一张从中央到地方的法律保护网，避免了无法可依的局面。美国执法机构十分重视家暴案件处置，通常会按照刑事案件程序处理家暴案件。警方一旦介入，即便受害者要求撤案也无权撤销，警方会依法继续将案件移交检方。在受害人不愿起诉或者不愿出庭作证的情况下，法官也可依据警方提供的报告进行审判。家暴的法律判罚相当严厉，父母出于管教的目的动手打了孩子，如果被邻居报警也会遭到逮捕。不管家庭暴力犯罪的程度和影响如何，执法机关都会将施暴者逮捕并送进监狱，保释金会高达5万美元。

目前，美国50个州都制定了反家庭暴力法律。在加利福尼亚州，如果受害人没有受伤，施暴者将以轻罪被起诉，需要缴付罚金，最高面临1年有期徒刑，还会被强制接受一年费用高昂的家庭辅导课程，每星期两个小时。倘若施暴者有家暴前科、使用武器、威胁阻挠报警，或出现受害人流血受伤等情形，施暴者将以重罪被起诉，最高可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如果受害者受伤严重，或被卡颈致难以呼吸等，施暴者可能被指控谋杀。加州AB3129法案要求，2019年1月1日后只要有家暴记录，即使犯轻罪的人也将终身不得持枪。俄勒冈州也在2019年1月实施新法案，禁止家庭暴力罪犯或处于限制令下的人持枪。

美国还拓展了相关社会服务的内容，确立了强制逮捕、强制报告和民事保护令等重要制度，明确了相关部门尤其是警察的职责，这些都为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人身安全保护令是美国防范家庭暴力和保护受害者的重要行政司法手段，分紧急保护令、临时保护令和永久保护令三种。家庭暴力受害者可在侵害方不在场的情况下向法院提出申请，法官根据证据证词即可发放临时保护令。对于存在紧急或现实危险的受害人，警方可联系法院系统发放紧急保护令，全部流程通常只需几个小时。美国各地还有不少家暴受害者庇护所，家暴受害者可向政府或非政府机构寻求咨询、翻译、紧急住房、医疗保健、法律建议等免费服务，甚至资金帮助。

除了罚款、入狱或留下犯罪记录外，施暴者的工作生活也会受到很大影响。正规公司和组织机构雇主在对被雇人进行背景调查时，发现有家暴犯罪记录的就有可能不雇佣。美国明星球员雷·赖斯是全美橄榄球联盟2012年度最佳球员和三度联盟全明星球员，曾被认为前途无量。由于他2014年在电梯里殴打未婚妻的视频曝光，其职业生涯戛然而止。他不仅面临犯罪指控，而且与乌鸦队的4000万美元合同被取消，遭联盟无限期禁赛。

对于有家暴记录的非美国公民来说，在办理绿卡和公民身份时无论如实汇报自己的犯罪记录，还是隐瞒情况被查出，绿卡和公民身份都面临作废。如果是重罪，那么绿卡和公民身份的申请就不会被批准。一旦施暴者出了美国再次入境，家暴记录会影响入境，甚至可能拿不到签证。

事前预防到位

美国有众多非政府组织活跃在反对家庭暴力的第一线，影响力较大的有20多个。一些反对家暴的非政府组织由美国政府机构部分出资，如由美国司法部部分拨款、于1996年建立的“全国家庭暴力求助热线”，提供全天24小时170多种语言的免费保密电话服务，帮助受害者同其所在地的家暴法律援助机构、庇护所等服务机构建立联系。1990年由一些家庭暴力受害者发起建成的反对家庭暴力联盟“全国终止家庭暴力联合组织”，由2000个成员组成。该联盟推动了1994年《防止对妇女施暴法案》的通过，并在筹措经费、信息共享和游说国会等方面努力确保法案得到有效实施。还有许多根据人种、宗教信仰和性取向组建的社会团体自发成立反家暴非政府组织，如“非裔美国人社区家庭暴力研究院”“消除家庭暴力全国拉丁裔联盟”，以及针对同性、双性和变性伴侣家庭暴力问题的“西北网络”。

“全国反对家暴同盟”从1987年起把每年10月定为“家暴认知月”，美国国会1989年将其确定为官方活动。“关注目睹家暴的儿童”曾是“家暴认知月”的主题之一，旨在教育公众公开反对家暴，倡导全社会关注家暴对儿童造成的伤害。

“目睹家暴的儿童的情绪、认知和行为等反应与直接受暴儿童相近，心理创伤程度并不比后者轻，有时甚至更严重。他们非常了解周围人的情绪，因为精神受创而害怕和困惑，甚至觉得家长一方被另一方虐待是他们的错，他们逐渐学会预见危险，并长期处于高度警戒的状态。”美国反对家暴同盟的首席专家、心理学家劳伦斯强调：“代际传递是家暴久禁不绝的重要原因之一，将目睹家暴的儿童界定为受害者，以法律形式呈现家暴影响的隐蔽性和潜伏性，是切断家暴代际传递的有效方法之一。”

与“狼”共眠

文/顾建梅

一对父母带着年幼的女儿去医院就医，声称女儿从秋千架跌落导致骨折。然而医生对骨折的判断是外力扭致，并且女孩身体还有陈旧伤，医生敏锐地察觉女孩正遭受家庭暴力。由于无法判定家庭暴力是由父母哪一方实施，抑或两人都有参与，所以，医院选择了报警。

当警察带着法院颁发的许可证进入这个家庭时，女孩紧紧拉住父亲的手躲在他的身侧，却没有靠近母亲。警察本能地将视线转向母亲，丈夫随即指向妻子说：“是她，就是我太太家暴孩子。”

正当警察欲拘捕那位母亲时，随行的儿童福利署工作人员却指正说：“施暴者是父亲。”她的解释是：“长期遭受家庭暴力的孩子通常会以顺从、讨好施暴者的方式来避免家暴再次发生或家暴升级，所以，孩子此刻亲近的一方反而正是施暴方。”

以上是发生在国外的一则案例。它告诉我们：反家庭暴力需要可以落在实处的联动机制，并且，它必须依靠对家庭暴力的处置有专业技能的工作人员。

可怕的枕边人

2019年11月25日为“国际消除针对妇女暴力日”，这一天，知名仿妆博主宇芽自遭家暴，并发布了一段视频证明此事。随后，宇芽出现在央视《今日说法》栏目，述说自己的遭遇。

因非处女，北京大学法学院女生包丽遭到男友持续的精神虐待。2019年10月9日，不堪折磨的包丽服药自杀陷入昏迷，躺在医院ICU一个多月后，医生向其家人宣布她“脑死亡”。

家庭暴力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有60%—70%的女性遭受过亲密者的虐待，我国家暴受害者90%是女性，每年有15.6万女性自杀，其中60%因为家庭暴力。

值得深思的是，即便是立法较早的国家，家庭暴力的形势也同样严峻。英国四分之一女性曾有过家庭暴力的经历，每9秒就有一个女性受到家庭暴力的伤害；每周有两名女性会被现在或者以前的伴侣所杀害；54%的女性被严重性侵的案件是由现在或者以前的伴侣所造成。

施暴者的心理“獠牙”

为何家暴施暴者难以罢手？为何家暴受害者迟迟无法自救？为何家暴总让受害者有性命之忧？

首先，我们要认识施暴者。

随着家暴事件的频频曝光以及受害者本人的揭露，人们开始总结“家暴男”的套路。家暴受害者斯泰纳在演讲中称自己被家暴的那段“疯狂的爱情”是一个伪装成爱情的心理陷阱，并整理出自己掉落“陷阱”的过程：第一步：施暴者引诱和迷惑受害者；第二步：孤立受害者；第三步：开始用暴力威胁；最后一步：想要杀掉她。

她说的都是事实。只是，当她将这些过程视为“陷阱”时，意味着这样一种认知：从追求受害者到结成伴侣再到使用暴力，都是施暴者有计划有目的布下的“局”。所以，施暴者当然不是真爱你，而是把你当成了猎物。

然而，这是个普遍的误读。这一误读可能导致更多的女性成为受害者。那些明知男方有家暴史却依然爱上对方甚至嫁给对方的女性，会以为男方以往的家暴史是因为他并不真爱前任。于是，沉浸在对方浓情蜜意中的女性想当然地以为她才是他的真爱。

事实上，缺乏专业知识使人们混淆了反社会性人格障碍与边缘性人格障碍的行为表现。具有反社会性人格障碍的暴力者，他的“暴力”是可控的：一旦发现受害者无利用价值他就会丢弃，转而寻找下一个猎物。并且，反社会性人格障碍的暴力者，其目的并不是与受害者组建家庭，更不会用鱼死网破的方式去纠缠对方。

那些不容许受害者提分手，一旦对方脱离自己的生活便会跟踪、恐吓甚至虐杀，完全无视后果的家庭施暴者，往往患有边缘性人格障碍。

基于以上内容，我们应知道：家暴中的施暴者既非骗子也非狩猎者，他们其实是有暴力倾向的不良社会分子或（及）某类精神疾病的患者。人们总结出的某些“套路”，其实正是一些精神疾病的症状。

所以，别再幻想施暴者把“真爱”藏在了里层口袋，而你终有一天会找到它。真相是：他给予受害者的就是他的真爱——就像螳螂激情过后会吃掉伴侣一样，并不会因为换个对象而改变。

但人不是螳螂，对家暴受害者来说，施暴者更像是披着羊皮的“狼”，表面上人畜无害，可一旦与“狼”共眠，獠牙立见。

按危险指数，家暴施暴者可分为三类：一、地域陋习+错误认知+生活负性事件导致暴力行为的施暴者；二、第一类全部或部分因素+成瘾行为（酒瘾、赌瘾、毒瘾等）导致暴力行为的施暴者；三、可有第一类和第二类部分因素+精神疾病（边缘性人格障碍、双相情感障碍、偏执性人格障碍等）导致暴力行为的施暴者。第三类施暴者最可怕，他往往会杀害受害者及自杀。

受害者的受虐综合征

科学的飞速发展使我们提高了对人类社会性行为的期待，这期待让我们无法理解家暴受害者对施暴者的一再退让和屈从，尤其当受害者是宇芽、包丽这种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时，几乎每个旁观者都会发出灵魂拷问：“为什么要忍受？为什么不在第一次被虐待时就离开？”

的确，数据显示：家暴受害人平均遭受35次家暴后才会选择报警。何解？

事实上，人类作为一种生物，它的进化并非完全按照“用进废退”的法则进行，那些事关物种生死及繁衍的部分会在基因中相当牢固地保存下来，使得人类的某类行为依然表现为生物性。

有没有这种体验？当你过马路时发现一辆货车冲过来，如果离得没那么近，你会迅速逃走，可若离得太近你反而一动不动呆若木鸡……你以为自己是“吓傻了”吗？可当小伙伴潜伏在你身后猛一叫时，你明明是“吓一跳”的呀，并没吓愣住呀？

可见，关键不在于距离，而在于你有没有感到紧迫的生命危险。

当人类还是动物时，它的天敌们（尤其是空中的天敌）对近距离的移动目标十分敏感，对静止的目标反而不敏感。于是，那时人类的保命方案就是：敌人离得远我们就赶紧逃，离得近就静止不动，动了反而危险。

因为这一策略事关物种的生死，它便牢固地保存在基因中遗传下来。

所以，家暴越严重、越有生命威胁，反而越容易触发受害者（特别是女性，因为女性面临的威胁是双重的：生死及繁衍）遗传基因中的“生物性”，于是，她优先做出类似“愣住”的反应，而不是逃离（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亦是个侧面的印证）。

在关于家暴的国际研究中，研究者发现：受害者因羞辱、恐惧、困惑、困窘、无助、无力及自我愤怒等心理冲击，发展出一种所谓的“受虐妇女症候群”，其症状包括：自责、内疚、低自尊、缺乏自我意识、缺乏自保能力、过度依赖丈夫及社会隔离等特质。该症状通常指女性因受到丈夫或者情人在身体、性以及情感方面的虐待而导致的一种病理和心理状态。

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受虐妇女综合征”一词成为一个法律概念，在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刑事诉讼中得到广泛采用，用于诠释以暴抗暴的受虐妇女面临的处境，利用正当防卫辩护理由将受虐妇女在非受虐时以暴制暴的行为视为正当防卫。

治疗家暴的“先进措施”

在各国反家暴的举措中，英国提出一个新项目，调整以往关注受害者的角度，转而把救助目标转向家庭暴力的根源——施暴者，将对有较高威胁的施暴者进行一对一的帮助教育，通过治疗手段对他们的暴力行为进行干预。

这一项目由多个社会救助机构提出，给施暴者提供帮助，解决他们的酗酒、吸毒以及精神问题。同时，他们还能获得有关就业、居住等方面的资助；拒绝合作的施暴者则将受到警方的密切监视，严重者可能承担民事或刑事责任。

这一新项目的设立说明社会救助机构开始正视这样的现实：一、施暴者的施暴行为是很难通过个人意志改变的，它们的背后往往还有酒精、毒品及精神疾病的推动。二、即便在家庭暴力被揭发的情形下，仍有许多家暴受害者会继续留在施暴者身边，而社会负有帮助她们改善生存环境的责任。当受害者无法离开“狼窝”，仍然与“狼”共眠时，或者我们可以帮助她磨平施暴者的“狼牙”，至少让她没有性命之忧。

说句真心话，愿向这一项目捐款、鞠躬，替宇芽、包丽们说一声：谢谢！